莊子的「美」的概念並不隸屬於價值學的範疇。莊子對實在界的美感評價並非價值學意義下的評價，而是一種本體論的體證，是提昇本性直至全面自由，展現本體真實的歷程。美即是真實，而非感性。不過此種具有形上意涵的美，並不像聖多瑪斯（St. Thomas）所言的「一、真、善、美」等超越屬性，其目的在為價值體系奠立形上基礎。然而，莊子則視一切價值均為相對的，以人為中心的。此一論題也是承自老子。老子嘗謂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不美矣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矣」。美相對於醜、美相對於惡，連同其它一切價值，皆是相對而主觀的。這個論題為道家傳統所共同主張。

但是，莊子進一步指出，一切價值判斷皆是以人為中心的：「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也。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。麋鹿見之決驟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」。換言之，美與醜只是人賦予某一個特別對象的性質，其實並非事物普遍的性質。在形器層面，物物有別，性質相對；在存有學層面，物物無別，道通為一。「故為是舉莛與楹，厲與西施，恢佹憰怪，道通為一」。一切價值學上的名目皆有對立，然而這一切對立最終皆可在道之中獲得統合。就形上層面觀之，道在自我開顯的過程中，透過分殊化和複雜化的歷程而產生萬物；自萬物層面觀之，萬物皆或是此或是彼，彼此不通；自人類學層面觀之，由於人的愛惡之介入，因而有美有醜，有善有惡。莊子說，

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。有以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、盡矣，不可加矣。其次以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以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」。

「其分也成也；其成也毀也。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為一」。

以上第一段引文說出由無物到有物，再由有物分化為萬物，因而有封，也就是有所封限；再由有封到主觀認知與愛惡的介入，因而有是非美醜之分別。然而，第二段引文卻進一步說出，物無論分別與成毀，一切終究由道所貫通為一。

道是一切存有者及其價值學差異的終極統合。由於道，原先屬於價值學的「美」，轉變成存有學的「美」。道之開顯為真；原天地之美既可通達萬物之理，顯然美與真是互為表裡的。一如希臘哲學所言，美即是真。存在的真實性，能以自發的方式開顯道，此即為美。美是真，而真的首義即在於道的開顯。

其次，真的第二意義在於自發地顯現各物之性— — 即其德也— — 此為具現在萬物中之道。在此意義下，真即是自然，以有別於人為。「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蘄畜乎樊中。神雖王，不善也。」「牛馬四足，是謂天；落馬首，穿牛鼻，是謂人。故曰：無以人滅天，無以故滅命。無以得殉名，謹守而勿失，是謂反其真。」。按此一層「真」的意義，美即是順乎自然，合於天性。

再次，真的第三義在於凝神用志，以達精誠。「真者，精誠之至也。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。故強哭者雖悲不哀。真怒未發而威。真親未笑而和。真在內者神動於外。是所以貴真也」。美既是真，而真即是達至精誠，因此，精誠的表現也就是美。

總言之，就莊子而言，美即是真，而所謂真有三義。就其存有學義言之，真即是道之開顯；就宇宙論義言之，真即是順乎萬物的天性；就人類學義言之，真即是精誠之至。此三者亦皆能各顯其美。

三、美是自由與解脫的歷程

綜而言之，達致精誠，順乎本性，開顯道體，此三者其實只是一件事：實現自由。而自由意味著對於俗世採取距離，且能在距離中任憑世界之本質自行顯現，因為在自己自由的同時，亦能使其它事物在不受到我的志趣控制的情況下，展現其本質。康德所謂的「超然」，其實亦為一種採取距離的結果，藉此欣賞者能純化自己的意向，以至能在「純粹觀賞」之時，讓某一對象顯示其自身的形式。

莊子的美感態度雖然與此相近，但是他所謂的採取距離，獲取自由，並不只是一種淨化意向的方式，而是一種提昇存在的步驟；它亦非對某種美感對象之形式的純粹觀賞，卻是任道自身與萬物之德自行開顯的胸懷。為了要能原天地之美，人必須提昇自己的存在到最高程度的自由。這一道理莊子在《逍遙遊》一開始便表達無遺，他將人的生命存在視為有如鯤鵬的變化與運動：

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，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，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．．．」

此寓言將人的生命視若鯤魚。魚乃水中之自由者，而「鯤」本為小魚，莊子卻說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，以喻生命可藉創造力之發揮與想像力之轉化，由小向大；其次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，鵬乃風中之自由者。由鯤化鵬，其間有種類與層次的轉換，生命不但可以由小而大，且可由下而上。所謂怒而飛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，喻生命之由下振奮，昂揚而上。然而，無論鯤之在水中的自由，或鵬之在風中的自由，皆是有條件之自由，皆需水與風之積蓄厚養，所以莊子又說，「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．．．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」。由此可見，莊子重視條件的累積。表面上，這點似乎與儒家相通。《易繫辭下》謂：「善不積不足以成名」。孟子言：「集義養氣」，荀子言「積善成德」，大體上，儒家所累積者為品德與善行。但是，莊子所累積的則是自由的條件，認為人的生命終究必須超越一切有條件的自由，達到無待的自由，也就是達到「若乎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」的境界。

以上莊子的鯤、鵬寓言，透過鯤與鵬的變化與運動，所欲傳達的哲學訊息正是生命獲取自由的訊息：人的生命乃一生而自由的存在，可由小變大，提昇境界，振奮向上，歷經累積，改變方向，最後冥合於道，達到無待的自由。此一寓言頗類似柏拉圖的洞穴寓言，後者透過洞穴中人的行動與改變，來顯示人的存在條件。其不同處在於對莊子而言，人是生而自由的，雖然起初是有條件的自由；然而，對於柏拉圖而言，人是生而不自由的，被鎖鍊彼此連結起來，且只能朝一個方向看。但他們相似的地方在於：人必須振奮向上，提昇存在境界，改變生命方向，超越俗世條件，始能實現終究的自由。就莊子美學而言，不斷變化，不斷超越，因而不斷有美感湧現。對莊子而言，自我解放與自由，一方面須超越俗世，一方面須融合於道，如此方能原天地之美，以達萬物之理。超越俗世，採取距離並非超絕於世，卻要經由與道融合，返回世界的本質之中，在此境界之中始得興起莊子所謂的天地之大美。